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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世人有目共睹：四处煽风点火，策动战争制造对抗，武力推翻他国政权，让世界多地深陷战火与动荡；奉行“美国例外”，大搞双重标准，无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对国际组织、条约、协议合则用、不合则弃，严重阻碍国际合作；操纵国际金融体系，掠夺巨额财富，纵容贪婪投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蛮横实施长臂管辖，频频挥舞关税大棒，到处挑起贸易争端，不择手段打击对手；操弄国际舆论，强行输出美式价值观，对别国大搞文化侵略……
最典型的莫过于伊拉克战争。2003年，美国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以莫须有的罪名发动伊拉克战争。根据美国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统计，在这场战争中至少有18万到20万伊拉克平民死亡。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还在伊拉克大量使用贫铀弹、白磷弹等，严重危害当地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伊拉克官方统计数据表明，在1991年海湾战争前，伊拉克癌症发病率是平均每10万人中40人，而到了2005年，这一比例飙升至平均每10万人中至少1600人。
最终，美国为了自己从战争泥潭脱身而匆忙撤军。美国总统拜登今年4月宣布驻阿美军将在9月11日前完全撤离，此后又把撤离结束时间提前到8月31日。随着美国和北约加速撤军，阿富汗迅速发起攻势，不断攻占各主要城镇。8月15日，驻卡塔尔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纳伊姆宣布，武装人员已进入并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阿富汗的战争已经结束”。8月16日，拜登承认阿富汗局势恶化快于美方预期，但他更多地将责任甩给阿政府和美国上届政府，同时坚称从阿撤军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正确决定。在“9·11”事件发生20年、美国在阿富汗花费2万亿美元后的今天，美国迎来了“喀布尔陷落”的黯然时刻。
“东突厥斯坦”（“”）长期在中国境内外从事分裂、极端暴力活动，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被列入联合国安理会1267委员会制裁名单，当年美国还曾是“”列名的共同提案国。近年来，“”在阿富汗、叙利亚等地流窜，策划实施了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包括2016年针对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的袭击等。2020年11月，美国却公然宣布撤销对“”的恐怖组织定性，号称10多年来没有可靠证据显示“”继续存在。美国“睁着眼睛说瞎话”，单方面否认“”的恐怖组织性质，将变成遏制他国的工具，“以恐遏华”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渗透、策反、捣乱、破坏。美国波士顿学院副教授奥罗克在《隐蔽的政权更迭：美国的秘密冷战》一书中写道，在1947年至1989年的42年间，美实施了64次隐蔽的政权更迭行动和6次公开行动。冷战结束后，美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干涉主义，频繁输出“”：2003年底，以议会选举计票“舞弊”为由，逼迫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辞职，扶持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上台，即所谓“玫瑰革命”；2004年10月，炮制乌克兰大选“舞弊”丑闻，煽动乌青年上街，扶持尤先科上台，即所谓“橙色革命”；2005年3月，煽动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抗议议会选举结果，最终引发骚乱，总统阿卡耶夫被迫逃亡并宣布辞职，即所谓“郁金香革命”。过去10年间，美国多次介入或操纵中东欧、中亚以及西亚北非一些国家的“”。美国把黑手伸向世界各地，在他国资助反对势力，煽动民众搞“街头革命”，激化政治矛盾，颠覆现政权，扶持根基薄弱、严重依赖美西方的政党上台，最终目的还是服务于美国利益。
美国的“黑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留下一个个“”烂摊子，“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中东欧、中亚、西亚北非多国至今政局动荡，社会矛盾冲突加剧，民众被拖入灾难深渊。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公开资料，该机构2020年仅在吉投入就超过2500万美元，涉及的项目包括“民主治理”“安全移民”“支持法律公平”等看似冠冕堂皇的名目。而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年来经历了数次非正常权力更迭。
在美国导演的一系列“”背后，一家自称“非官方、非营利”的组织出镜率颇高，这正是被称为“全球最大金主”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个成立于1983年的组织与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等都有着密切联系，有“中情局的白手套”之称，擅搞颠覆活动，每年提供1600多笔资助，用于支持90多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项目。该基金会还是一些针对中国的分裂势力背后的金主，每年资助的涉华项目多达数十个，迄今已为超过100个团体提供了约1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包括“”“世维会”等被中国明确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团体。“港独”的活动资金也有许多来自该基金会。美国前联邦众议员罗恩·保罗不止一次公开批评说，国家民主基金会“与民主几乎毫无关系”，“这是一个花着美国纳税人钱，却颠覆着民主的组织”，“通过向海外一些政党或运动提供资金，搞‘’，而非真正推动”。
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推高发展中国家金融风险并掠夺其财富，包括资源和不动产，或获取这些国家水、电、交通等公共服务业的垄断权，以牟取暴利。实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珀金斯在2004年出版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披露，美国的“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以经济手段操纵别国，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让资金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巩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
国际贸易领域长期存在这种现象：美国印制美元，世界各国在全球贸易中将资源和商品置换成美元，再购买美国国债和企业证券充作本国外汇储备，这样美元又回流到美国，支撑了美国经济。美国历史学家尼亚尔·弗格森将这一现象称为“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免费午餐”。根据美联储最新数据，印制1美元纸币只需6.2美分成本，却能获得1美元的购买力，印制面值100美元的纸币的成本仅有14美分。如此看来，印美元无疑是一桩怎么看都不亏的大买卖。这正应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20世纪70年代说过的一句话——“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能源，谁就控制了整个大陆；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世界。”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每一次“危机救市”，获利的并非美国普通人，而是社会顶层1%的美国富人，在全世界剪下的羊毛几乎都流入了他们的腰包。这1%的人大多属于一些最强大、资金最充足的利益集团，包括互联网巨头、华尔街、医疗保险行业、制药公司、化石燃料行业、军工联合体等。美国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在疫情期间快速膨胀，美国大企业通过各类经济刺激计划获得巨额资助。同时，超发的美元大多流入美国股市，股价上涨进一步使美国富人的财富暴增。根据美国福布斯网站今年1月的统计，尽管上千万美国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失去了工作和收入，但过去一年美国650多名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却增加了1.3万亿美元，增幅达38.6%，而最富有的5个美国人的财富总和从3580亿美元增至6610亿美元，增幅达85%。在新近出版的《美国真相》一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道出真相：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只为这1%的人而存在，也被这1%的人所操纵。
疯狂印钞催生了美国暂时繁荣的幻象，背后却危机四伏。目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已超8万亿美元，美国国债规模更是高达28.5万亿美元。国际评级机构惠誉2020年7月就已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并表示债务和赤字高企正在腐蚀美国的主权信用。《日本经济新闻》今年5月31日发表文章指出，结合巨额财政刺激措施和大胆货币宽松政策的“拜登经济学”正在搅动世界。“无论愿意与否，世界都会被卷入美国的这场实验当中。如果这场豪赌以失败告终，遭受重创的不是美国，而是更加脆弱的国家。”
自1977年《反海外腐败法》出台，尤其是1998年该法修订后，美国以执法为借口，将“黑手”伸到海外且越伸越长。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外国公司曾用美元交易、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电子邮件服务器收发、存储邮件，美国政府就认为自己拥有对相关案件的司法管辖权。法国参议院议员菲利普·博纳卡雷尔指出，美国的长臂管辖行为从亚洲到欧洲都存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和金融制裁已成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对外政策的常用工具。
美国不断扩大国内法的域外适用范围，不顾国际法上的管辖权规则，强行将外国个人和实体置于本国管辖之下。根据这些法律，美国可以通过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获取欧洲银行的用户数据和转账信息。法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阿里·拉伊迪指出，近年来，欧洲企业不断遭遇美国司法部和相关金融监管机构的打击，一些被控“贪腐”或违反美方禁令与古巴、利比亚、朝鲜、伊朗等国进行贸易的企业被罚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
美国这些举动造成相关国家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甚至出现人道主义危机，破坏性不亚于战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委内瑞拉、叙利亚、伊朗三国因受到美国长期制裁，国内经济状况和医疗条件恶劣，疫情形势严峻。而美国不但没有停止制裁，反而进一步加码，使这些国家雪上加霜。伊朗前总统鲁哈尼对此控诉：“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是非人道的，是犯罪和行为。”西班牙《起义报》网站一篇文章以美国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制裁为例指出，美国日益依赖非法的经济制裁取代战争或作为战争的一部分，以打击相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文章呼吁：“是时候结束美国的经济战、废除这些违反国际法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了。”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为破坏中国安全稳定进而遏制中国发展，在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的文件中正式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蓄意挑起对华贸易争端，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施加一系列单边制裁措施。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遏华政策，继续滥用国家力量，出台一系列法案和行政令，不择手段打压和限制华为等中国企业。截至今年4月，美国已将382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公布包括73家中国企业在内的“军事最终用户清单”，并颁布含有明显歧视中国企业条款的所谓“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尽管美国主导建立了战后一整套关于世界政治经济的国际制度和规则，但美国对此的态度一直是合则用、不合则弃，动辄“退群毁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拒绝批准或单方面退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大会、《京都议定书》等多个国际组织或协议。特朗普政府“退群毁约”尤其严重，执政4年内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中导条约》等十余个国际组织或协议。美国还独家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妨碍国际社会对各国生物活动进行核查的努力，成为生物军控进程的绊脚石。
长期以来，美国以“山巅之城”“上帝选民”自居，把“民主、自由、人权”等美式价值观鼓吹为至高无上的所谓“普世价值”，用美国的是非标准衡量其他国家，并认为美国有责任将其价值观推行到全球各地。英裔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早在1776年出版的小册子《常识》中就宣扬，美国“有能力重新开创世界”。二战期间，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提出“美国世纪”的概念，称“美国的理想将传播到世界各地，把人们从野兽那个层次提升到赞美诗中所说的比天使略低的层次”。
一方面，美国利用其文化和传媒领域的强势地位，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强行推广美式民主和价值观，输出美式政治经济模式，大搞意识形态渗透。另一方面，美国打着所谓“普世价值”的幌子，妄图占据道德和国际舆论制高点，肆意打击被其视作威胁和对手的国家与实体，人为制造分裂和对抗。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就曾说过：“强化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文化‘榜样’的地位，是美国维持霸权所必须实施的战略。”
美国政界人士一直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操纵。1953年，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鼓吹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时说：“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2010年，以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向国会参众两院提交《国家战略传播构架》报告为标志，美国政府主导的国家宣传体系进入一个更加具有联动运作能力的阶段。英国《卫报》2014年曾披露美国国际开发署一个企图利用音乐来推翻古巴政权的秘密项目：美国招募大批古巴歌手和音乐家，假装开展文化活动，但真正目的是利用这些人煽动歌迷反对古巴和古巴政府。这再度印证了杜勒斯曾说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
美国还把经济援助和政治制度挂钩，通过它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向非洲国家施压，逼迫这些国家采用西方政治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历任总统都把促进受援国“民主化”当做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目标。但这样的行为给受援国带来的往往是灾难。许多非洲国家因急剧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诱发政治危机甚至大规模，一些国家至今仍然政局动荡。赞比亚学者丹比萨·莫约批评说，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发展援助对解决非洲问题并非有益而是有害。
拜登政府上台后不断宣扬“回归多边主义”，但实际上却是以意识形态划界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以意识形态站队、阵营之间选边来割裂世界，并美其名曰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四边机制”“五眼联盟”“七国集团”等小圈子、小集团的规则本质上就是美国霸权规则，根本代表不了国际社会。例如，拜登政府纠集英国、加拿大等盟友多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炒作新疆“强迫劳动”等所谓“问题”，然而这些国家自身不仅存在种族屠杀、文化灭绝等黑历史，而且直到今天仍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有90多个国家对中国表达支持，对小集团说“不”，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