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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东京都营新宿线从九段下地铁口出站，向西步行5分钟，一对伫立在靖国神社“第一鸟居”两侧的石狮映入眼帘。前东京新宿区议员长谷川顺一介绍说，“这就是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从辽宁海城掠夺来的那对石狮。”记者上前仔细端详，左侧雄狮右爪踏着绣球，台座上刻着“大清光绪二年闰五月初六日敬立”；右侧雌狮的左爪和背上各有一只玩耍的小狮，台座上刻着“直隶保定府深州城东北得朝村弟子李永成敬献石狮一对”，清晰地表明这对石狮来自中国。如今130年过去了，这对承载战争耻辱的石狮犹如“战俘”一般，仍被刻意安置在靖国神社入口处的显要位置，被当作“战利品”宣扬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民间团体“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发起人、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披露，该会还曾在靖国神社发现一块刻有“震出东方”的石额，对方仅表示“此物疑似为军方相关人士所送，具体情况不详”。为敦促返还掳日中国文物，“推进会”前后5次与靖国神社交涉。除首次交涉中靖国神社总务部长、总务课长出面会谈外，此后便以“无法回应”为由拒绝见面。一濑敬一郎介绍说，第5次则以电话形式拒绝——这样不会留下任何记录。靖国神社的态度进一步出现倒退。不过，负责对外信息发布的靖国神社社务所在回应记者问询时辩称，已以书面形式回应该会，阐明立场。对电话拒绝一事只字未提。

　　靖国神社只是掳日中国文物被当作“战利品”宣扬军国主义的冰山一角。“头号流失国宝”唐鸿胪井碑所藏的日本皇居“御府”则被称为“另一座靖国神社”。除皇室或宫内厅等有限的相关人士外，谁都无法进入“御府”区域。负责宫内厅报道的日本资深记者井上亮在其著作中写道，“御府”由明治天皇下令于1896年首次修建，用于收藏日本在近代以来历次战争中的“战利品”，并存放着阵亡士兵的照片、名册等资料，因兼具“慰灵”“彰功”性质，使其染上了“另一座靖国神社”的色彩。

　　对于追索掳日中国文物，日本在法律层面已构建起一道厚实的“防御墙”。吉田邦彦介绍说，日本民法中的“即时取得制度”，即善意且无过失的第三人通过交易占有无处分权人让与的动产时，可依法即时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原权利人的追及权相应受限，该制度是否适用于掳日文物近来争议不断。而且，日本政府无视文物的特殊性，将追溯普通盗赃物的时效定为3年，如今大多被掳文物早已届满，叠加时隔百年，日军当年许多掠夺行为的直接证据湮没在历史尘埃中，形成完善证据链面临巨大挑战。

　　作为我国流失海外文物追索领域的领军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政欣认为，被掳文物返还在法律上属于物的所有权的返还问题，即要求原物返还，这既不是战争赔偿，也不是损害赔偿，而是要求返还原物。因此，尽管中国从政府层面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从来没有放弃要求日本返还曾劫掠的中国文物。他认为，追索历史上流失的文物确实无法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持续推进。一方面，需要加强文物的溯源工作，但这有赖于中日双方的配合，若日方不予协作，仅凭中方单方面努力，目前难度极大；另一方面，应通过持续推动国际法改革，突破现有诉讼时效的限制，最终促成文物返还。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学者崔书勉1978年在靖国神社发现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被盗运至日本的北关大捷碑，经过朝韩双方的长期努力，最终促使日本于2005年10月返还；日本还曾于2011年将在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时期据为己有的《朝鲜王室仪轨》等1205册古籍文物返还给了韩国，成为日本归还殖民掠夺文物的标志性案例。对此，霍政欣称，冷战期间，日韩两国同为美国盟国，在美国的斡旋之下，曾解决部分文物返还问题。尽管日本向韩国返还文物具有特殊历史背景，但这些成功案例对于中国追索文物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